[2]因此，经济制度规定应为宪法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如同前文所述，在自由法治国的前期，虽然开始关注人权，但是，法治国的理念未被充分认同并得以践行，交通警察的干预行政色彩依旧浓郁，更多的是以人权福利之名继续以往的秩序行为，并无多大改进。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交通警察权的价值定位更为苛刻：不直接关注人权保障，或宣示交通秩序与人权的关系，而是单纯规定交通警察权的价值在于交通秩序。

（3）道路交通安全科研、交通安全教育、停车场设置与管理、交通信号灯设置 对于组织指导道路交通安全科研、交通安全教育、停车场设置与管理以及交通信号灯设置等四则事项，一般来说属于给付行政的内容，并不符合新秩序观对交通秩序的优先保障诉求，同时皆不具备危害防止的急迫性，以及诉诸强制力的必要性，因此，可以将上述四项内容从交通警察权能中分离出来。进入专题： 交通警察 警察权 权力配置 新秩序观 。换言之，为了达成一定秩序，自由与人权只能退居其后，同时，为秩序让道也是自由、人权等价值的义务。由此观之，交通警察权基本上以维护交通秩序为价值依归。当前人权保障业已成为政府倾力为之的目标，尤其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

在此情形下，完全可以将给付行政部分交由其他部门尤其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24] 李步云，李先波：《警察执法与人权保护》，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综上，宪法第2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第27条第二款以及第41条，遵循主权者人民不直接出场但应以特定方式确保主权权威恒在的经典命题，依据人民所转换成的三种实体，分别架构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参与国家管理的三种方式，并在监督维度具体化为三种监督方式，各种方式之间基于人民主权的价值元点形成紧密关联，由此构成参与体系和监督体系。

[19] 参见刘连泰：《针对请愿权的国家义务》，《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15]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公民不服从》一章，第37-76页。针对前者，其体验发生于国家机构具体职权行为（包括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法院的裁判行为）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此时应在国家机构设置的常规救济机制下进行救济，如穷尽救济，则可进一步依公民监督权诉诸宪法层面，启动对常规救济机制是否合法行使救济职权的宪法审查，以此对接人大监督，形成逻辑周延的救济体系。通过公众参与向公共决策平台输送民意，是除人大代表之外的另一重要的公共政策影响机制。

从立法形式上讲，政治权利面向的是有关国家组织和运行的宪法规则。在这一问题上，有观点认为，宪法第41条是对宪法第2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以及宪法第27条第二款的具体化。

第四，在实现方式上，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检举各自不同。[⑧] 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与此同时，人民也可通过定期选举或罢免等监督手段督促人民代表履行职责，此为选举权的内在构成。杜承铭、朱孔武：《信访权之宪法定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相关条款分布相对较为分散，且跨度较大，在客观上很难架构起一种明显的逻辑链条，不太利于规范整合。实践中体现这种关联的且效果较好的，当属电视问政之类的舆论监督。原因在于，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公的时代里，使用学者抽象出来的监督权，可以超越传统请愿权的悲情意义，体现出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理想。[11] 至于宪法第27条第二款，则是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角度，明确回应了宪法第2条确定的两种路径，即依靠人民支持、密切与人民联系、倾听人民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由此形成双向的对接耦合。

作为一种回应，公民监督权的设置展示了立宪者的政治智慧。唯一的解释是，宪法的体系化理解并不必然以条文勾连为唯一标准。

参与体系如图一所示 图一 监督体系如图二所示： 图二 四、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内涵 依据上述政治权利的体系逻辑和宪法规范的整合，公民监督权的规范内涵得以明确。公民监督权的各种方式在权利形式上与公民维权方式颇为相似，如果对其实现逻辑和制度机制缺乏遵循宪法规范内涵的客观化标准和定见，就极易使其附随于维权者与利益挂钩的主观理解，从而为不理性维权张目。

公民监督权的实施机制，应当有机嵌入到宏观的宪法政治体制中。无论何种理解，本质性的错误均在于使政治权利脱离了宪法政治体制的运作逻辑，致使宪法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利的完整意涵被消解，其内部的体系构造逻辑亦被碎片化地切割。在理论研究上，要么以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宣示话语来掩饰规范解释的贫乏，要么以西方请愿权设置作为理论底色并试图与信访实践对照，从而建构起一种看上去具有强大道义力量的人民监督权理论。摘要:  公民监督权的宪法规范含义不甚清晰，以宪法规范及体系化逻辑为依归的规范建构亟需展开。这也正是公民监督权作为政治权利的功能彰显。这种参与模式，尽管并不直接主导最终决策，但通过民主现场感的呈现和民主成就感的期待，指向行政的理性与责任性，从而将行政过程建构为除议会立法过程之外的一个重要的民主分论坛。

[③]随着国家功能的扩展，宪法设计的政治体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权重越来越大，作为政治体制基础的政治权利愈来愈呈现积极的面向，承载起将公民利益诉求导入政治体制的重任。更深刻的是，仅将信访上升为信访权，则有可能使信访借助于基本权利的优位性，而进一步助长信访不信法的不良倾向，从而为实践中偏离宪法政治体制的非正常上访提供不恰当的宪法说辞。

不可否认，批评建议的权能相对较弱。前两者属权利救济型,是指因公权力的行使或不行使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侵害者提起的救济。

[11] 参见[英]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徐鸿宾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 参见程竹汝：《完善和创新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条件和机制》，《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3期。[①]因为，所有宪法权利都源于人民主权，所有宪法权利都有监督制约政府的功能，这一话语显然不能揭示公民监督权作为一项独立宪法权利的专属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监督权的行使与人民主权形成勾连，从而推动人民——代议机关——国家机构——公民的动态循环发展。蒋碧昆主编：《宪法学》（第七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信访制度作为公民监督权的实施机制，涉及到相应的机构设置与人大和国家机构的职权配置，依据法律保留原则，同样需要一部作为宪法性法律的《信访法》予以具体化。

当然，如果此种不满延续到选举周期，公民可以以选票的方式表达，从而也给予在任人民代表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公民个体更可基于公共决策与自身的直接利害关联，对国家机构的决策实施行为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合法合理性，提出申诉控告。

[⑥] 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⑦] 参见[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13] 韦伯将大众的出场归纳为卡理斯玛，认为卡理斯玛的周期性出场是突破科层官僚体系营造的理性牢笼的革命性力量，但同时认为这种高度依赖领袖权威的模式在其最强劲的形态下，会粉碎一切规则与传统。

[14] 参[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章论政府的解体，第134-157页。[⑤]这一力量源于具有政治思考理性和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 [⑥]。

[⑤] 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曹卫东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6页。在对公民监督权的规范理解上，我国长久以来无法对相应宪法规范进行体系化的整合与抽象。在这个意义上，在政治权利体系内部，公民监督权具有独立且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和规范功能。这一循环结构，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持久稳定的奥秘。

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监督权的宪制功能在于，作为人民主权——代议制（人大）——国家机构——公民宪法结构逻辑的循环节点，将国家机构——公民与代议制（人大）的宪法监督衔接起来，保持了这一结构逻辑的动态运转。在权利内容上，表达自由非对应具体权利诉求，属对接决策体制的程序性权利，而公民监督权则更多与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利益体验相关联。

[21] 公民权利和宪法体制是相辅相成的，宪法体制在宏观上组织发展社会生活的同时，为从整体上保障公民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公民权利不仅是宪法体制的目的，更是宪法体制运行的原动力和润滑剂。二是在主体表达上不区分人民监督权与公民监督权，无视宪法用语的规范性，也不领会这一主体差异背后迥然不同的宪法逻辑及宪制功能。

2.参与性，基于公民的表达自由，汇聚公共领域，为公共决策提供民意基础、信息聚集和意见参考，为相对独立的科层制决策补充民主资源。由此展开，将公民监督权认为是原生性权利和具有人民主权性质的观点，[12]实际上是将公民监督权和人民监督相混淆这一错误的变体。